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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之际,回眸中国历史上干预主义与反干预主义之较量
2020-03-26

导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新冠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称为大流行”。他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应充分利用中国争取来的“机会窗口”,尽早遏制病毒传播。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抗击疫情。在这场流行病大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先抑后扬,西方的表现先扬后抑,二者干预主义与反干预主义的文化观念形成鲜明对比。当此之际,回眸中国历史上干预主义与反干预主义之重大较量——盐铁会议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代经济学人,言必称欧美,只因他们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绝不乏伟大的经济思想学家及传世著作,而《盐铁论》可谓当中的佼佼者。经济思想史学者赵靖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二)》中说:“中国古代在西汉中叶形成了两种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平均主义的轻重论和放任主义的善因论。”桑弘羊是前者的代表,司马迁就是后者的代表,盐铁会议的民间学者则介乎两者之间。

《盐铁论》一书为春秋战国以来受黄老学说影响的反干预主义经济思想与主张国家主导的 干预主义两大流派作了深刻的总结。作者桓宽本是治《春秋》公羊学的儒生,也是建制的中级官吏,但他没有唯唯诺诺奉承国家,他忠实地记载了官民两派激烈的辩论,立场明显倾向贤良、文学反建制的一方。

书中的民间学者(贤良与文学)如司马迁般,也是在老百姓的生计上考量,批判国家的干预行为,痛斥政策导致民不聊生,言语中或多或少地倾向反干预主义。他们追忆文帝的无为而治,认为政府应减少管制以及干预行为,反对官营工商业,提倡国家应减少不必要的管制,强调不应与民争利, 以此讥讽当朝的干预主义。

盐铁会议之前的汉武帝时代,汉武帝长期积极用兵四夷,好大喜功,泰山封禅又虚耗了一大笔经费,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支,为了满足他无穷无尽的欲望,故不得不推行新经济政策,以增加收入,内容大抵如下:

新经济政策推出以来,民多疾苦,百姓对盐、铁、酒专卖感到厌恶。政府一改汉初容许民间自由买卖的做法,改为“民制官卖”的经营模式,其时人民被迫使用政府提供的制盐工具,盐由政府收购、运输及出售,而私铸铁器煮盐的人则会受到严刑惩罚。此外,铁器全由政府垄断,由采矿、冶炼、制作到销售,都由官员一手包办,中央由财政大臣(大司农)直接统领,地方则设置盐官、铁官,再于无矿山的县内设小铁官,由上而下管理全国盐铁事务。盐铁是生活的必需品,需求弹性极低,官营以后,供应减少势必使价格上升,这等于增加了间接税收,直接加重人民的负担。

当时人民对平准、均输、告缗等政策多有不满,政府希望多听他们的意见,以作检讨。年仅十四岁的汉昭帝下旨,召集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征询他们的意见。是次会议实由大将军霍光在背后推动,命丞相田千秋主持“经济会议”,由贤良、文学为一方,“对决”汉武帝留下的辅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组成的政府代表团,重点讨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也旁及国家的发展方向、用兵匈奴的合理性、王道与霸道的取舍、礼治与法治的高下,以及古今人物评价等重大议题。

桑弘羊本是商人之子,理应是反对新经济政策的最大力量,但他与孔仅、东郭咸阳等富商在武帝朝先后获引入建制核心,成了新经济政策中的推手,此可见两千年前,时人已懂得“以行政吸纳政治”的手段。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轻率地把桑弘羊等人视为法家信徒。

从《盐铁论》一书可见,大夫等人一时引用法家学说,一时征引儒学经典,一时采用道家之言来支持己说,但同时又批评孔子为人顽固,不识时务,又不同意儒生所强调的今不如昔。由此可知,他们并没有固定的思想信仰,而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桑弘羊等人从国家财政的角度出发,力主干预行为有助增加国家收入,以支持军事扩张,大兴土木,以壮国势,主张“大政府,小市场”。他们以国家利益为最大考虑,坚持应先国家而后个人。

桑弘羊更指基层贫穷是因为他们懒惰,完全与政府无关;又认为官僚生活奢侈是天经地义的,把贫富悬殊的现象合理化。桑弘羊等人又认为身无长物的贤良、文学,连父母也供养不起,没有资格讨论国家大事。这类人认为必要时可牺牲人民幸福以成全国家的繁荣,为经济增长而破坏百姓生计,无视民为天下之本,背离人民,忽视个体乃社会的基础单位。

在讨论中,贤良与文学仍不时流露缅怀汉代初年无为而治的痕迹,欲借此建构心中理想的经济模式,从而批评汉武帝以及当代汉昭帝的经济政策,其言论显示了绝不妥协于建制的文人风骨。难得的是,虽然他们大力抨击国家政策,但朝廷在盐铁会议后,仍拜他们为“大夫”,足见其胸襟,是真心缔造真正的“和谐 社会”。虽然双方言辞激烈,但颇有“和而不同”之气氛,如此开 明的论政风气,容许士人在公开场合大胆非议朝政,事后亦没秋后算账,这在大一统历史下鲜见,亦足以使后世的独裁者汗颜。

在反干预主义者心目中,国家官员直接经营经济活动,就是与民争利,直接打破了老百姓的饭碗,影响人民生活,是极不合理的,故必须加以痛斥。长远而言,这亦使中国的工业受到抑压,国学大师钱穆于《中国文化史导论 · 第六章》说:“中国社会从秦、汉以下,古代封建贵族是崩溃了,若照社会自然趋势,任其演变,很可能成为一种商业资本富人中心的社会。这在西汉初年已有颇显著的迹象可 寻。” 本来中国的商业发展形势大好,但如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言:“那在西汉初年便已萌芽了的中国资本主义,乃被一个轻商的国家一竿打翻,一翻两千年, 再也萌不出芽来。”

贤良、文学不像司马迁般鼓励奢侈消费,也不肯定追求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 · 货殖列传》)的自由主义信徒,他 们是倾向“躬亲节俭,率以敦朴”的儒家学者,这些否定奢靡生活的传统儒生,同时也深受汉初以来 黄老思想的影响,这是汉初多元意识形态并存的结果,在往后大一统的历史中,是难以复见的文化盛世。

有趣的是,当贤良、文学指斥新法例极之扰民时,桑弘羊等人没有加以否认,只强调政策的好处。他们又把贪污腐化归咎于基层官员质素低下,并认为与政府高层无关。他们更认为贪婪是人类的本性,慨叹基层官员的道德水平不高。对于这些情况,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应该不会感到陌生。

盐铁会议中,文学指出专卖政策造成了经济严重萎缩,专卖制令到某些必需品成为完全垄断行业,由于缺乏竞争,导致价格昂贵,质量下降,百姓生 计受到沉重打击。据盐铁会议所述,专卖制推行以后,原本发达的商业盛况不再,而朝廷在会议后一度废止了新经济政策,不过很快把专卖制度恢复过 来,而东汉一朝亦严格执行,从而开启了后汉直至初唐,数百年工商业萧条的“中古自然经济”时代。众所周知,专卖制会伤害社会经济,又影响百姓生 活,为何政府不早早废止它,反而一直保留,甚至 不断内在强化,一直到了现当代中国,成为中国两千年的传统呢?

对于上述现象,笔者认为,可以经济学上新制 度学派的“路径依赖”理论解释。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认为,路径依赖近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了某种路径,历史发展会对此路径产生依赖,因习性形成了许多既得利益以及利益团体,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逐渐增加,而维持路径的既定方向反而费用更低,最终会使路径得到自我强化。

自汉武帝的新经济政策推行以来,它一直支撑着政府庞大的开支,如汉武帝泰山封禅,多年来的南征北伐等非经常性开支。东汉以来,士人政府日渐成熟,官僚架构变得愈来愈庞大,士人阶层更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使得经常性开支大幅增加;加上专卖制为官僚权贵贪污提供便利,又可应付沉重的军费,东汉也恢复了经营西域,所费不菲。

故此,虽然开明的知识分子屡屡提出发展工商业虽然可使百姓生活改善,而早就明白,开放市场可促进市场发展,但因为放弃专利制的成本增加,而政府从不愿放弃沉没成本,专卖制度的路径便变得更坚固,执政者愈加没有改革的意志。到了宋代,甚至连茶叶也被纳入专卖制之内。至于食盐专卖,中国至今仍未完全废止,可见这条路径发展两千年而不绝。

近年,西方学术界认为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学说足可与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 斯密,“看不见的手”相提并论。几篇学术论文在西方极具分量的学术期刊发表后 ,引起中外学人的激烈讨论,可见司马迁的思想启发性之大,竟令两千多年后的今人获益良多。当然,中国的经济思想注定不能与西方经济学同日而语,因为中国的经济学者被长期忽视,学问无人继承,不似西方开宗立派,成不朽之学问,这实在与中国长期大一统历史下,缺乏竞争,又加上大一统下,为求稳定,推行一元意识形态等因素,有莫大的关系。

(《盐铁论》导读 干预主义与反干预主义:《盐铁论》中的经济思想作者赵善轩,香港明爱专上学院通识教育及语文学系助理教授)